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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栖人(上)——晚清在华西方人的双重文化认同

  鸦片战争中国开埠以后,一些西方人离乡背井来中国闯荡,很多人在中国度过大半生。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他们都在一个跨文明的地带踟蹰。这个地带充满诱惑又荆棘丛生,一旦进入就难以脱身。

  在华西方人在经历了文化冲击之后,或多或少会发生蜕变,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寻找新的文化认同。正如保罗A科恩(Paul A Cohen)所言:“19世纪一位离开西方到中国传教的人,一开始可能就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方人。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肯定变得更不典型。在学习中文和采用某些中国习俗的过程中,他与他的新环境产生互动,一个混合的过程开始了。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简单的人,而是一个在中国的西方人。”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在日记中流露的焦虑,反应出当时在华欧洲人的典型心态,他们远离故土,感到命运未卜:“我是一个爱尔兰人,从我下定决心告别那里,直到我没有机会再回来,我始终处于一种迷惑的状态;我的感觉变得迟钝然后麻木,智力也受到影响。但随后产生的感情强烈而持久的悔恨之情取代了以前莫名其妙而不可名状的无视。”

  “在华西方人”,特别是那些在中国机构服务的西方人,或被认为是为中国向现代化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顾问,是寻求弥合两种文化鸿沟的“第一代国际主义者”,或被认为是侵华帝国主义者。无论谴责殖民主义带来的灾难,还是赞扬西方人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的贡献,无论从政治角如何度界定他们的历史地位,他们都是殖民主义时代跨文化的社会群体之一。这类在华西方人的文化心理在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的著作《雇佣军与清官》、保罗A科恩的著作《发现中国》以及詹姆斯C库里(James C Cooly)的《威妥玛在中国》中都有所体现。

  19世纪在华欧洲人受到三种社会群体的制约:在华西方人社区、欧洲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

  他们首先是在华西方人社会团体的成员。19世纪欧洲列强主导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欧洲人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多少带有殖民主义色彩。他们在中国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以高工资来维持相对上等的生活水平。据中国海关的英国雇员爱德华-鲍拉(Eward Bowra,1841-1874)说,北京的5个欧洲翻译实习生,有80多个仆人、教师、厨师为他们服务。他惊讶地发现,用17或18个英镑就能“过上上等人的生活”,而40个便士够一个中国苦力生活一周。他感叹:“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廉价国家”。为中国服务的欧洲雇员的工资,比他们的中国同事高得多,无论是在由戈登将军(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指挥的常胜军、由马戛尔尼爵士(Sir 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管理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由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1835-1886) 和德克碑 (Paul-Alexandre Neveue dAiguebelle,1831-1875)负责的福州海军船坞,还是由赫德控制的中国海关,都是如此。例如,在海关总署,欧洲初级职员的月薪在17、18英镑左右,而最高级中国职员的年薪只有70英镑。清政府之所以给在华机构服务的西方雇员高收入,如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史密斯分析,也许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所有野蛮人都是贪婪的,将物质上的吸引力视为制度控制的补偿”。

  在华西方人的社交生活大都局限于西方人圈子。基督教仪式、俱乐部活动和小圈子的社交晚会是他们的消遣方式。鲍拉妻子在日记中记录了典型的在华西方人的社交生活场景:“在过去的14天里,这里有一两次野餐,但对于这种活动来说,天气太热了。托马斯夫人在离这里大约六英里的花园里举行了一次晚宴。我们踏着月光回家,非常浪漫。两天后,我们在海青号上做了一次活动,这是一艘属于海关的蒸汽船,航行了大约40英里。”我们从赫德在中国的生活中也看到英国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众多的仆人、马术、下午茶、花园音乐会、教堂的周日祷告等等。无论他们在哪里定居,他们都引进欧洲生活方式,营造欧洲文化环境,庆祝所有的基督教节日。女士们是娱乐活动的组织者。例如,她们组织的“业余戏剧表演”,表演是类似“这里我们说法语”这样的剧目。

  在中国的大多数欧洲人既不愿意也没有兴趣融入中国社会。与其说是语言障碍,不如说是殖民主义心态和晚清中国排外主义的双重掣肘妨碍他们与中国人接触。亨利科伯恩(Henry Cockburn)是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中文秘书,在北京工作了十年,精通中文,但是除了不得不与他的仆人打交道之外,他从没接待过一个中国人。西方人也被中国人孤立,他们居住在条约港口,很难获得在内陆居住甚至旅行的许可。晚清当局谨防外国人渗透到中国内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及其家人在中国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旅行,足以让清朝官员震惊。正如日意格注意到的,允许欧洲人进入内地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将他们置于中国当局的管辖之下。然而这一条件又与条约港口欧洲人坚持的治外法权相抵触。如亚洲史学家罗德莫非(Rhoads Murphey,1919-2012)所言:“外国人被挡在帝国的边缘”,西方人融入中国社会只是天方夜谭。

  远离自己的社会,无法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员,条约港口来自不同国家的欧洲人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环境中,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相似的习俗使他们更加亲密。在中国的西方人形成一个人为的世界主义俱乐部,中国人则被排除在这个俱乐部之外。一位自1902年起就在北京工作的报人伍德赫德(H.G.Wood-head)曾经如此报道汉口的外国人社区聚会:“汉口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竞赛和娱乐俱乐部一个由俄罗斯音乐家组成的管弦乐队会在每天晚上和星期天午餐前演奏。每晚和周末及银行假期的大部分时间,俱乐部是男人、女人和儿童聚会的场所,只有赛马期间中国人才被允许进入。”

  政治和经济特权以及欧洲的文化氛围,保证在华欧洲人拥有舒适的生活条件,也强化了他们的优越感。在中国机构服务的欧洲雇员当然不愿意离开这种优越的环境,融入中国社会,尽管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社会,并与中国官方保持密切联系。

  其次,在华欧洲人属于“某一个”欧洲国家的社会。或许在这一点上,19世纪的欧洲可以被视为一个实体。19世纪欧洲人所理解的“文明世界”是指继承了基督教传统和价值观、已经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他们认为欧洲人开创了全人类的进步时代。虽然欧洲人的目标是海外经济利益,但是普遍认为自己承担着输出“文明”和向其他国家传教的使命。在他们看来,那些在地理和文化上远离欧洲的国家是脆弱、落后并且僵化不变的。用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的话说:“中国还没有达到文明的顶峰,而你们(基督徒)站在比他们更高的平台上”。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赫德对西方人的偏见颇为反感。他批评这些西方人“习惯于将中国视为未开化的国家,将中国人视为半野蛮人:因此他们只会对中国人发号施令,而不是与他们讲理。”

  此外,19世纪欧洲人当中普遍存在着对非欧洲人的种族歧视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对亚洲人种族歧视的观念,是伴随着19世纪殖民主义经济与政治强权而产生的。正如著名印度外交官、学者潘尼迦 (Kavalam Madhava Panikkar,1895-1963年)所言,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情感通常是尊重,而他们在印度也没有滋生出种族傲慢的感觉”,而19世纪“肤色优越感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欧洲人在亚洲具有政治强权。

  尽管殖民主义将欧洲列强聚集在一起,但正如没有唯一的欧洲海外利益一样,也没有唯一的欧洲价值体系。教育、荣誉观、公民的普遍志向、宗教态度以及道德标准因国家而异,在中国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来华之前经历不同,行为习惯也不同。

  以英国为例,尽管有经历了光荣革命和工业革命,成为庄园主和拥有贵族头衔仍是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梦想。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话来说:“我们是一个奴性的民族,热爱贵族和领主制,对土地的敬畏不亚于对贵族的敬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中,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渴望提高社会地位,得到一个贵族头衔。如那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言:“继续上升,在社会阶梯光滑台阶上奋力攀登,将出生时的等级提升一步或更多,这已经变成一种责任。”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赫德在中国获得财富、权力和荣誉之后,还要绞尽脑汁证明自己有一个高贵的祖先,并要买回他所谓的家族产业。他甚至颇费心思地设计他在爱尔兰北部的家族的徽章和座右铭。马戛尔尼则“决心在一生中做出业绩来赢得一个头衔。”荣誉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种贵族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戈登将军在战胜太平天国叛军后,拒绝一大笔赏金,却渴望得到清廷的最高勋章黄马甲。较之在华其他欧洲人,获得贵族身份是在华奋斗的英国人特有的顽念。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等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平民出身的英国年轻人在英国海外殖民地找到了跨越阶层致富的机会,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德拉吉(Charles Drage)提到中国海关雇员爱德华博拉的职业生涯时所言:“在这里,一个人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像在墨守成规、虚伪、渎神拜物的英国,他的事业不受阶级和种姓偏狭的束缚和嫉妒的竞敌的掣肘。”

  传统的中国社会,无疑是影响西方人,特别是西方顾问跨文化经验的第三种社会形态。晚清的中国社会和其他亚洲传统社会一样,因西方的入侵而受到干扰,但是中国传统的官僚经济和社会结构并未瓦解,条约港口城市的出现远没有改变中国古代城市的面貌和生活模式。赫德的侄女说:“踏进北京的大门,就像回到中世纪。”这也许有点夸张,但这一印象反映出在一个欧洲人眼里,晚清中国社会与欧洲现代社会之间的反差之大。在19世纪,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西方人面对的,是一个结构出乎意料地僵化而复杂的异质社会,无论他是欣赏还是厌恶中国文明,都必须对中国的传统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做出反应。

  如果清代中国对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来说,不仅是一种外国文化,而且更是一个遥远的时代,他们可以远观或评判中国的官僚行政、经济制度、习俗和道德,或者仅仅享受一种异国情调。而天朝的西方雇员则必须深谙中国的传统经济框架、中国官场、宫廷礼仪以及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善于处理各种微妙的关系,以完美地演绎他们在中国雇主和西方政权之间的中介角色。

  西方的顾问们没过多久就明白,在中国与官员的关系比法律要重要得多,因此争相与出入朝廷的官员建立亲密关系。英国赫德受到恭亲王信任;英国人马戛尔尼和德国人德璀琳(GustavvonDetring,1842-1913)是李鸿章的密友;而法国人日意格则是左宗棠的门客。马戛尔尼甚至在仪式上向中国高官行叩头礼,给大多数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赫德完全了解中国和欧洲税收制度之间的差异,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地方官员的势力。他在日记中分析,中国的税收取决于官员的个人素质而不是法律,他必须面对这种传统税收制度,如果没有地方官员的同意,很难为一项公共事业获得财政支持,而他提出一个现代化项目时,也绝不能忽视地方政府。

  虽然欧洲顾问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却又依附于扎根于传统框架中的清朝政府。赫德很现实,体会来自朝廷的指令和意图,深知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维持清朝的统治:“我们帮助中国保持安静,维护了王朝的稳定,我希望这是有意义的。”当然,如果说西方顾问依附清朝,是因为这个古老的帝国赋予了他们一切:权力、财富和荣誉。但是不能否认,由于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使得他们能更理性而悲观地观望清廷。他们虽然深知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但对中国的彻底改革不抱幻想。赫德对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和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参与1889年的改革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改革中国,重塑其机构,简而言之,让政府维持下去,这种想法过于美妙。”在马戛尔尼看来,清朝就像“其他法律有机体一样,虽然半死不活,但也会在冲击中幸存下来。因为中国的朝代就像中国的陶器一样,具有几乎无法想象的被修补的能力。裂开的花瓶可能被砸得千疮百孔,但仍然可以通过修修补补来告诉人们其古老,尽管它可能再也不能盛水。”是不是因为他承担了保护这个“破裂的花瓶”的责任,才策划了绑架孙中山并把他关在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阴谋?因为孙中山是个想颠覆清王朝而不是修补王朝的人。

  总之,条约港口的欧洲社区、欧洲社会和晚清的传统中国社会,构成了晚清在华西方人的文化背景。为大清政府效劳的西方顾问,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或多或少与他们的同胞有着相同的心态。他们与其他在华西方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社会对于大多数在华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而他们由于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要与中国传统社会纠缠。